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关键是沈云卿就纳闷儿，这官方没有登记，地方官吏也不知道，这几百口的濒国人哪儿冒出来的，混迹在当地这么久，一点都没迹象
“汪大人，这濒国外民之事，汪大人当时如何处置的”
“当时情势紧急，哪还容得本官犹豫这等细枝末节之事。”
汪晨贵、赵东庭逃回扬州后，给朝廷去文中并没有提及濒国人一事，而王曦照、虞童二人和泰县、灌县县令都被困在州城之中，所以直到现在，朝廷不知道海通有濒国人一事。
从地理上看，日本的九州岛距离山东和江苏最近，如果从海洋洋流和海上航线，眼下走江苏这条航线较为顺风顺水，也是最早的海上航线，所以濒国人偷渡出现在苏北地区，从地理上来说是大概率事件。
而且濒国与岐帝国的海上贸易是半开禁，允许民间有出海经商的行为，因为在岐帝国看来，濒国已经服了王化，比东南亚人更像文明人，同时濒国出产银，加大贸易往来是必然的。
可现在实际情况让沈云卿又担心起另一桩事，那就是倭寇。
倭寇这个职业甭看在明朝闹得凶，其实从隋朝开始就有，最早在朝鲜半岛和渤海附近。
后来慢慢摸清了海上航路以及南方人口更少，倭寇在唐朝向山东和苏北转移，到了宋朝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无利可图，尤其是游牧民族不那么好欺负，所以倭寇又流窜过长江，去了福建一代。
当时由于南宋中心在杭州，海上力量强大，因此南宋时期江南还算消停，整体倭寇的密度频率也不高。
真正猖獗起来是明朝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口增多，同时进入战国割据，大量武士阶层，以及逃避战乱和战败浪人、大名余孽出国避难，避难避难就成了出国讨生活。
眼下岐帝国时期的濒国正处于战国，从目前的官方消息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内战，当下的日本即将从名义上实现统一，所以必然会有战败流亡的浪人、大名余孽，进入中国腹地。
这些人当中，一些有遣岐使背景，一些有经商背景，但基本上还是合法的，但是不合法的黑户，尤其是杂种，都是武士集团的骨干。
这些人长期滞留在中原生息繁衍，一代或两代，形成地方势力，就容易和海外以及濒国本土的残余势力勾结成倭寇，然后在中原兴风作浪。
那问题就来了，这些伪装成炉户的濒国人，背后如果是盐商的话，那盐商中谁在雇用他们，还是说，经过一两代生息繁衍，盐商中已经混入了倭寇。
想到这一层，沈云卿又问汪晨贵
“汪大人，你乃扬州刺史兼江淮道节度使，可知道盐商中有濒国背景人物。”
“绝无此事。”汪晨贵断然否决，然后又说“盐商多数乃世家罔替，偶尔有新盐商入行，且多数是江淮人士，都有保人，若是濒国人，岂能不知。”
倭寇的成分和掩护身份很复杂，同时由于王朝晚期的动荡，地方官吏又容易与倭寇同流合污，因此倭寇犯入内陆，除了安插在内地的眼线和暗桩，或多或少有官府充当代理人。
尽管眼下倭寇的问题还不突出，但是等到濒国统一，按一贯的历史惯性，日本必打朝鲜。
因为日本的文化决定了武士集团的危害，远大于其内部的利益分歧，所以统一后的日本，武士集团尾大不掉，同时日本国土狭小，尤其是农耕时代，有效耕地更少，
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的版图还在本州中南部，本州的中北部和北海道，还没有纳入其统治范围，因此封建体制下，土地不够赏赐和分封，封赏不均必然再次内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对外侵略扩张，一来让战争消耗一批好战分子，二来开疆拓土，能开就开，不能开老子认怂也就是了，这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战略宿命。
届时日本对外扩张，按一贯的历史宿命，中国必然出兵朝鲜，这个时候需要牵制中国用兵朝鲜，收编倭寇，加大对中国沿海的袭扰，牵制岐帝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是必然结果。
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有很大争议，尤其是农耕时代，朝鲜穷山恶水无利可图，到了近现代，其战略价值才体现的较为明显。
但不看历史，不问原因，本质就是耍流氓不讲理。
首先，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不应该怀疑，至于后来，那是后来再说。
首先周朝商后裔箕子，被周王封于朝鲜，自此立国，进入箕子朝鲜时代，直到秦朝一统中国，秦帝国仍然延续对箕子朝鲜的直接统治，此时的箕子朝鲜仍然是秦帝国默许的诸侯和封国，而不是独立王国。
到汉武帝前期仍然如此，直到朝鲜卫满，偷袭了汉朝前往东胡的商队，并且还漏了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翻了箕子朝鲜自立为王。
到这里，事件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如果卫满以前是顶着箕子朝鲜名义，行抢劫之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土匪，那现在人家建国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首先必须说明，卫满也好，箕子也罢，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包括当时卫满朝鲜、箕子朝鲜的人口，都是燕、赵、齐、秦的后裔，跟现在的朝鲜根本打不上边。
所以直接引发了汉武帝征讨朝鲜，置乐浪等郡的历史事件，至此，辽东及整个朝鲜半岛，直接由诸侯国，变成直接管辖。
同时由于汉武帝收复朝鲜，以及长期对匈奴用兵，汉人在朝鲜半岛的人口集聚骤减，由此引发了后来三韩吞并朝鲜半岛的历史悲剧。陛下的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