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和叛乱调查程序截然相反，犯罪可以先把犯罪分子抓起来，再核实犯罪过程，因为犯罪分子没有危害广大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而叛乱，就上升到政治层面，具有广泛社会危害，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稳定。
因此应该先谈判条件，同时查清叛乱的原因，最后再与叛乱分子谈判条件。
一般而言，最终都是以政府层面做出让步为代价，换取叛乱武装的瓦解，叛乱头目多数获得政治保障，无罪开释。极个别性质严重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很少判处死刑。
而当下由于官权力的强势，地方官吏为掩盖实事，往往强行推动平叛，同时法律体系的和官吏自我主观意识，必然首先建立有罪推定和刁民不服王化的抽象说辞，平叛之后的调查多数是走过场，草草收场，甚至欺瞒搪塞，根本不作为。
于是往往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激化矛盾。
沈云卿提出的第一步条件，是与王柬商量后拿定的注意，汪晨贵对此极为恼火，他无心给杨思茅、朱公成平反，他只要尽快平息事态，至于怎么个收场，他不关心。
或者说，他已经意识到某些不可告人之事，企图掩盖自己的过失。
田庶仁拿到沈云卿的条件，随即赶回朱公成处，详细道出来龙去脉。
“杨先生，这朝廷还能替咱们说话”
“不是朝廷替咱们是活，是沈云卿替咱们说话，而沈云卿现在还是戴罪之身，如此强顶汪晨贵，汪晨贵竟毫无办法，可见沈云卿背后有人撑腰，此事兴许还有退路。但明日不能让朝廷的人进城，以免有诈，让王曦照将虞童送出来便可。”
“如此会否招致朝廷猜忌，陷我等于不利”朱公成担心道，杨思茅摇头说
“事已至此，不能再退，再退更为不利，当做强时当做强，不可示弱。”
“既如此，我即可差人去官军营中。”
与杨思茅说定计策，黄昏时分消息送到营中，汪晨贵暴跳如雷
“得寸进尺不知好歹，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沈云卿说道
“兵不厌诈，民不信官，岂能令我等入城。既然将虞童押出，其结果一样，不在于形式如何。”
“一派胡言”汪晨贵嗤之以鼻接着又说“如此向贼寇低头，要怎样便怎样，日后朝廷威严何在，还如何服天下。”
“威严不是朝廷强吃强作威逼出来的，是法度和人心聚起来的，人心不服，法度如摆设，汪大人纵然是把人头全砍了，民心不服，朝廷又如何教民服王法。”
“哼”汪晨贵不做回应，又问王柬“王大人，此事若听之任之，再生事端，请恕汪不恭了”
“汪大人，这又是何必呢。乱民不让入城，总不能杀进去吧。如是杀进去，岂不与陛下平息事端之意背道而驰。依本官看，只要虞童出来，此事并无不妥。”
“哼，既然王大人以为妥当，汪某人不再奉陪。”
言毕，汪晨贵起身拂袖而去。
待其离去，王柬与来人说
“回去告诉杨思茅、朱公成，明日我等需去城下，将虞童缉拿出城，你等不可加害之，倘若有所不轨，朝廷必以重兵围剿。”
“既如此，在下告辞了。”
“明日虞童出城，本官当即刻提审，而后押解神都交由陛下发落，宣德郎准备如何劝散朱公成、杨思茅，可有应对办法”
“眼下朱公成、杨思茅起事，最大疑点是虞童是否受人指使，方二虎被杀，是否是盐工所为。其实只要证实虞童受人指使欺压屯垦乡民，即便方二虎不被杀，也会有其他人被杀，朱公成等人还是会造反。
所以归根到底是虞童，虞童之事水落石出，如何发落处置朱公成、杨思茅等人也就水到渠成。
以眼下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等人罪行，如是盐工与虞童合谋欺压，他三人举事杀害盐工数百人，实为报复，按律当诛，但虞童受人指使故意行欺压之事，还致死人在先，如不遏制虞童罪行，便会死更多屯垦乡民。
同时汪晨贵、赵东庭听之任之装聋作哑，朱公成等人无法申诉，故而酌情因罪降一等两等，不应判死，改为流配。朝廷若要彻底平息民变，以现在朱公成、杨思茅等人势力，若不解散，势必是刀兵之灾，其若散去，也算功劳一件，可抵罪行，流配可改苦役，十五年，或十年。
至于杨思茅，他是受人人胁迫，还能识破濒国人诡计，能保大局不乱，虽设计杀害了恶绅豪强，但这些恶绅豪强平日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受各县官吏庇护无以惩戒，杀之情有可原。
但是代朝廷行法度乃僭越王法，且还要细查有无草菅人命，此外其连续用计伤及无辜，综合裁定，至少也是个胁从，不免要坐牢十五年以上。
至于其他人等，虽有杀人，但情有可原，判罚苦役五到十年，或牢狱十年、五年不等。
若是藉以上为判罚条件，想来朱公成、杨思茅等人自行散去还有些困难，最好罪再降一等，或者”
话到此处沈云卿若有所思，王柬追问道
“或者如何”
“干脆一起流配至夷州，令其开疆拓土，同时给其自由，许其在夷州境内往来，但其本人终身无朝廷赦免不得离开，如此也算是一条好路。”
自古发配流放一直是重罪惩戒的措施，多见于戴罪立功和罪不至死等情况，另外还有看你不顺眼，皇帝发配等情况。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发配流放不同于斯大林式的普遍流放。
斯大林的流放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刀切，主要目的名义上是惩戒，实则是人口迁徙，经营无人区，同时减少政治危害。
中国古代流放从最开始的流放戍边，在中期变为单纯的法律惩戒手段，不再以一刀切，大搞集体流放，因为经过几百年的王朝治理经验积累，以及国力增强，朝廷完全可以强行迁徙集体整村、整乡的百姓。
所以流放到后来，变相成为一种官场上的政治报复和羞辱。
沈云卿建议将杨思茅、朱公成等人流放至夷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
一来去夷洲，在当下已经是跟死刑一样的惩戒，因为夷洲蛮荒恶劣，开发度不高，瘴气遍布，生存环境险恶，此外还有原住民，因此夷洲在官僚集团眼里是生不如死的地方。
二来加速经营夷洲，有利于日后海上发展，人口无疑是发展的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发展根本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