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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事

    林有个脾气:把训儿子当作开心事。

    这茬长工资,林没份,便不开心。

    饭不香,菜无味,茶不喝,酒也苦。

    只忘了训斥儿子。

    妻心生一计,对儿耳语,如此如此。

    下午,林下班回家。

    家里一片狼籍,玻璃窗被打碎,玻璃撒了一地。

    拨哪家没种的,干坏事!斳

    拨爸爸是我打碎的,妈说你不开心,你训斥我,就会开心了。所以我妈……斳

    从此,林不再训斥儿子。

    下面是林写的读书笔记:

    《道德经》是一本怎样的经典?

    说到《道德经》,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版本问题。

    首先,这本经典最初叫《老子》,和诸子百家中的《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没有区别,顺便一提,《韩非子》原来叫《韩子》,后来因为出了一个唐宋八大家的韩愈,他被时人尊为“韩子”后,为以示区别,韩非才被称为“韩非子”。

    《道德经》完全是后人命名的,因其包含《道卷》和《德卷》两部。

    其次,我们现在读到的《道德经》是所谓“传世通行版”,是由历代注家的15本子集成的,我们不研究训诂,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我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事实,“通行本”可能已经偏离《老子》很远很远了。近些年,随着考古学发现,出现了“郭店竹简本(战国楚墓出土)”和“马王堆帛书本(汉墓出土)”。

    其中,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差异不太大,最明显的区别是先《德经》后《道经》,而竹简本的差异极大,全书仅有1700多字,且只有《道经》没有《德经》。

    目前来看,竹简本应该是最接近《老子》祖本的,帛书本与通行本应该是后世的拓展本,也就是说,是后人在祖本或竹简本的基础上,不断添加进内容而成的文本(我称之为学术带私货)。

    有学者进行了对比研究,举出了竹简本《老子》的八个方面优势:一、竹简本只论“道”不论“德”,仅一处出现“德”:“含德之厚者,比喻赤子”,这非常符合老子的总体思想;二、竹简本里,一千七百多言一气呵成,逻辑关系严密,而帛书本和通行本中,章与章之间比较混乱,有时完全不搭;三、帛书本和通行本经常性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比如既提倡圣人,又说绝圣弃智,这种情况在竹简本中没有出现,它的表达是非常明确与清晰的;四、竹简本中不讲鬼神,而帛书本和通行本多次提到鬼神;五、竹简本认为道是本体,而帛书本和通行本的一些章节中认为道是存在论。

    这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我们在详细解释时再进行具体阐述;六、竹简本简洁不重复,简约而丰富,但帛书本和通行本中大量出现语意重复、文字重复的情况;七、竹简本并不批判儒家思想,如竹简本中的“绝巧弃利”,到了帛书本和通行本中则成了“绝仁弃义”;八、竹简本中语言优美且含义明晰,帛书本与通行本语言模糊、含义玄虚,比如着名的那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其中的“一二三”让世人无限猜测、众说纷纭,怎么解释的都有。

    我也简单对比了一番,认同该学者的结论,但很快我就犯难了,虽然我认为竹简本《老子》更接近祖本,自己也偏爱它,但由于一直阅读的都是通行本,现在猛一接触竹简本,感觉上看得就不是同一本书,那么,我该对哪本《老子》进16行解释呢?在认真思考了一番之后,我决定做一个大大的折衷:以帛书本《老子》为蓝本,但顺序上依通行本《道德经》先“道”后“德”,竹简本甚至就没有“德卷”嘛。我是这样考虑的,影响我们的是思想,而不是文本,通行本虽离祖本最远,但毕竟一脉单传了两千多年,我们所接受和熟悉的其实是通行本里的那个老子,如果此时贸然从战国楚墓里拉出一个老人并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老子!应该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

    不如就说现在这个老子,只不过,在介绍他的时候,不断加入他的原貌介绍,大家会容易接受一些。那为什么会选帛书本而不是通行本呢?因为这两个文本的差异不算太大,相对而言,帛书本经过的篡改会少很多,比如《道德经》第一章里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这是通行本;而帛书本原文为:道可道,非恒道。这是因为到了汉代时,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改“恒”为“常”,这样的在我们当今看来毫无意义的修改,当然是越少越好。?

    这就是我选择帛书本的原因。在我的认识中,《道德经》可能是人类的第一本智慧之书,在老子之前,如《易》、《黄帝内经》、《山海经》、《神农本草经》等应该已经存在,但上述这些传世经典,或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拨地球文明之产物,关于这个话题,在《跟随江郎学中医——黄帝内经》里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道德经》的意义就更显重大,兼之老子的独特身份,他是国家资料档案馆的馆长,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王朝最高机密的人。

    我们知道,周公旦的伟大贡献是“制17礼作乐”,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一般侧重于说“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这样的说法固然不能算错,但是,它该如何解释形形色色的“礼器”,以及围绕着国家大祭里的繁杂行为规范呢?其实,无论是“礼”还是“乐”,在当时都只是祭祀的主要内容。

    对于当时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战争与祭祀,所以,周公旦“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在彻底解决了战争问题后,他马上着手恢复祭祀大典,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古人的迷信,在君权神授的年代,祭祀其实是君王的特权,只有他具有与“天地”进行沟通的资格,而祭祀时所必须严格遵循的“礼”和“乐”,事实上是统治权正统正朔的表现。

    而在我看来,它应该还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礼”,包括了礼器、流程、行为规范等;“乐”,包括乐曲、规模等,它们决定的其实是与天地沟通是否有效的问题!

    是的,这种祭祀,这种与天地沟通的方式,曾经长期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那么早熟的原因,因为总有一股超乎自然的能量,在引导着我们的文明发展路径,而我所理解的“礼乐”,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礼乐”,则类似于我们与“天地”沟通的密码——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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