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王錫爵與王衡沉默半天，但他們父子倆似乎也都知道彼此在想什麼。
“爹，如何與娘交代？”
忽然，王衡開口問道。
“其實不用交代，這無異於聖旨。”
王錫爵如是般回答。
“就因爲是皇上的意思，所以孩兒才擔心娘又要抱怨，對皇上不敬。”
“這事兒你不用管了，我與她說。幸得皇上信賴，焉有不去之理？但爹對你唯有一個要求，無論你去哪裏，又或是做什麼，一定不要忘記讀書。”
“孩兒謹記。”
“不得不說，皇上是一個奇人啊，出去長長見識也好。”王錫爵感慨地道，“而且我總有一種預感，皇上似有深意。”
“哦。”王衡也只是點了點頭。說心裏話，他與朱翊鏐其實並不熟。
“爹還是那句話，你早已經不是孩子了，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多謝爹的理解。”
“去吧，既然你我都答應了，皇上這兩天肯定要召見你。”
“孩兒先行告退，爹早點休息！”王衡帶有兩分忐忑轉身而去。
留下王錫爵一人又沉默半天。
……
次日一早，馮保便將王衡答應去江陵這個消息告訴了朱翊鏐。
馮保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可在朱翊鏐看來，即便沒有馮保充當說客，也能料到王錫爵與王衡父子肯定會答應。他自始至終擔心的只是王衡的母親。
然而由於觀念的差異，馮保以爲只要王錫爵與王衡點頭，就沒王衡的母親什麼事了——因爲在這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女人做不得主。
因爲要召見幾位閣老議論要事，朱翊鏐也無暇細問，只能等召見王衡進宮時再說了。
這又是一次只有內閣閣臣而沒有其他官員參加的召見。
申時行、餘有丁、王錫爵、王家屏都到了，地點還是在雲臺。
“不知皇上這次召見又所爲何事？”朱翊鏐還沒來，申時行問道。
除了王錫爵，沒人答得上來。若非馮保提前透露，任憑誰也想不到。
朱翊鏐帶着馮保、陳炬、張允修現身。嗯，他這次特意帶上張允修。
坐定後。
朱翊鏐也不轉彎抹角，開門見山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將在保定府進行一場全方位的改革，內容就那四點。
除了王錫爵，申時行、餘有丁與王家屏三個像做夢似的怔愣半天。
將保定府作爲重點改革對象都不感到奇怪，他們幾個現在也明白了朱翊鏐改革將逐步推行，並非一蹴而就。
至於選定保定府也很好理解，一來保定府與京師所在的順天府挨着，同屬北直隸管轄，易於控制；二來當然是因爲張靜修孩子丟了。
重點改革的第一項內容清田均田不難想到，畢竟宛平縣正在進行中，而大興縣即將進行，朱翊鏐的目標則是針對整個大明天下。
保定府當然也逃不過去了。
其次，第二項內容，切斷對保定府境內所有皇室宗親的一切供給，也不難理解。信號早就放出去了。
真正讓他們感到震驚的是第三項與第四項改革內容：廢除保定府境內所有爵位以及取消裏甲制。
但準確地說，第三項改革對他們的震撼也極其有限。畢竟都要切斷對皇室宗親的一切供給，那廢除爵位似乎還在情理之中，又算得了什麼？
最讓他們感到震撼的是第四項改革內容：取消裏甲制。
正如馮保所指出的那樣：裏甲制是大明王朝基層的統治基礎。
裏甲制起源於大明初期，的確是大明王朝的基層組織形式，也是大明王朝推行黃冊制度的基礎之一。
十名里長以十年作爲一個週期輪流應役，先後順序根據丁糧多寡預先編排，每年由一名里長率領十名甲首應當差役，並負責“管攝一里之事”。
裏甲制與後世鄉村戶籍制的作用其實是一樣的，都是通過意見領袖（但兩者有本質分別）規範地方基層的權力結構，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
裏甲制算不上明朝獨創，早在公元前，管仲在他的《管子·立政》中就詳細介紹了一種“裏甲制”的管理模式。
其主要內容爲，每五家編爲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爲裏，設一里長，然後逐級增加戶數，並設立相應管理者。
如此一來，從窮鄉僻壤直到中央皇帝，都形成了一張巨大的管理網，一切都在管理控制之中。
這樣的裏甲制，不但可以用於日常的治安管理，還可以用於收取稅金的系統。一旦到了戰爭年代，甚至可以成爲徵集軍隊的體系。
現代社會的戶籍制，從本質上說與這一體系沒有多大不同。
朱元璋在全國推行的裏甲制，儘管是自上而下賦予地方社會的、統一的行政性組織，但在當時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容納基於地緣、血緣而形成的各種關係和組織。
一方面，由於裏甲的首要任務是提供朝廷所需徭役，編排時必須考慮各里之間人丁事產的均衡問題，因而對富室大戶聚居的較大自然村的分割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一方面，朝廷又試圖保持既存的地緣和血緣關係的相對完整性，因而強調“凡編排里長，務不出本都”，在推行糧長制的地區同樣以“都”爲基礎劃分糧長管區。
可以說，朱元璋的目的並不是拋棄或打碎原有的社會組織原則和秩序，而是試圖在現存的社會結構基礎上，形成人口居住、土地佔有和賦役責任高度結合的機制，實現基層社會控制的一元化格局。
從《教民榜文》等文獻中可以明顯看出，在朱元璋的政治藍圖中，裏甲的功能絕非僅限於賦役的科派和徵收，每個裏甲都應當是一個對地方各種公共事務統一管理的行政組織，同時也應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且有很強集體認同感的合作社區。社區中的成員要相互幫助相互監督，本社區的成員未經批准不準擅自離去，外來的成員也不能在本社區隨意活動和居留。
客觀地說，明代的裏甲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不僅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基層人口，促進了社會穩定，鞏固了統治基礎。同時裏甲制也提供了更廣闊的賦稅和徭役來源。
但裏甲制的缺陷也很明顯。
一方面作爲裏甲長官的里長和甲首缺乏一定的自主權，不僅沒有掌握實際權力，而且經常受到上頭的壓迫，因而滋生了裏甲制的不穩定因素。
另一方面，地主豪強又可以憑藉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將各種名目的賦稅強加到百姓頭上，導致百姓不堪重負，進一步擴大不穩定因素。
當然，這只是很顯而易見的兩個方面。隨着社會的發展，裏甲制的弊端日益凸顯，與土司制一樣，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家的發展，到了必須廢除的地步，否則大明的統治基礎真的要全面瓦解崩盤了。
裏甲制的廢除已成爲一種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其實當時許多士大夫也認識到了這個嚴峻的社會現實，只是無能爲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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