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凌谷楓的身份畢竟還不屬於我國警方人員，向他透露案情細節是違反程序規定的。只是眼下人命關天，一切都要以救人爲主，也顧不上這麼多了。
黎夢得到了我的同意，立即撥通了和凌谷楓的視頻通話，凌谷楓在瞭解案情始末之後，突然對我們說了一句：“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受害人是自己不想回來呢？”
這句話，直接讓我驚掉下巴。
雖然這種可能性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要是代入實際思考，這種可能性無限接近於零。
黎夢在聽完凌谷楓的話後，雖然反應沒有我這麼大，但也着實吃了一驚。可與我不同的是，她沒有質疑，而是陷入了沉思。
我看着她認真思考的樣子，心中很是詫異，她不會真的認爲有這種可能吧？這種事情怎麼想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韓曉曼甘願被小鑰匙拘禁？這也太荒唐了！
黎夢沉默許久，試探性地問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視頻的那一端，凌谷楓點了點頭。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種心理疾病的特殊類型，可發生於巨大生理及情感應激狀態下，是指犯罪過程中的被害人對於加害人產生情感，包括同情、認同、讚賞、喜愛、依賴等，並結成融洽、友好的關係，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人的一種情感聯結。
這種症狀在處於正常生活狀態下的人羣中較少出現，偶爾可見於某些特殊處境的人羣，如集中營中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刑事案件中的人質等。其具體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可以歸結於人類心理的自動保護機制。
這種症狀最早發現於1973年斯德哥爾摩市的一起銀行搶劫案中，兩名罪犯挾持了四名銀行職員，在與警方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罪犯放棄抵抗而被逮捕。
而後，四名被劫持的銀行員工對綁匪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並拒絕在法院指控綁匪。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了其中一名劫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但怎麼想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人質和綁匪，完全是兩個對立的單位，人質怎麼可能會愛上綁匪呢？
視頻裏，凌谷楓解釋道：“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兇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每喫一口飯、每喝一口水，每一次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這是兇犯對自己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兇徒，對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爲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爲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認爲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所以說，現在嫌疑人一定知道人質在哪？”黎夢認真地問道。
凌谷楓點點頭，肯定道：“嫌疑人一定知道，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眼下嫌疑人和人質之間出現了一種互相保護的行爲，人質不會主動離開，嫌疑人也不會主動說出人質的情況，他們把對方當成了託付，卻把警方當成了罪犯。”
“有什麼辦法能讓嫌疑人說出人質藏匿的地點嗎？”黎夢繼續問道。
凌谷楓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讓嫌疑人處於一個安全的狀態，常規的審訊只會讓他緊張，讓他感到沒有安全感，越是這樣，他心中的自我保護反應就越強。想要從他口中得知答案，首先要讓他放鬆，同時給他安全感。”
這種情況倒是容易理解，但警察和罪犯天生就站在對立面，沒有罪犯是不畏懼警察的，如何才能給他安全感，這是非常困難的。
黎夢也明白這一點，追問道：“我們應該怎麼做？”
視頻那邊迎來了許久的沉默，一時間讓我以爲是網絡延遲卡頓了。
大約過了三分鐘，凌谷楓纔開口：“你們不行，礙於警察的身份，嫌疑人是不會說實話的。你們可以找一個心理醫生，用心理治療的方式去詢問，心理醫生對於如何給構建安全，讓病人放鬆是非常專業的。”
心理醫生，這確實是一個好辦法。
“心理醫生你們一定要好好選擇，這種機會只有一次，一旦一次機會失敗後，嫌疑人也會對心理醫生產生心理牴觸。”凌谷楓剛說完，又急忙囑咐了一下。
“好的，謝謝谷楓學長！”黎夢向他展露微笑。
凌谷楓也笑着：“不謝，這是我應該做的，小夢，別忘了我們的約定哦。”
“嗯呢，不會忘的，谷楓學長再見。”黎夢對着鏡頭擺了擺手。
“再見。”
凌谷楓給了我們一個心理醫生輔助辦案的思路，但機會只有一次，我們急需一個專業且能力超羣的心理醫生，對於這個人選，我很是頭疼。
但在選擇心理醫生之前，我更想問一下，黎夢和凌谷楓做了什麼約定。
“你和他約定什麼了？”我輕輕拍打了一下黎夢的胳膊，滿不在意地問道。
“約定？就是上次答應他做真人蠟像館的事。”黎夢隨口說了句，但片刻就收起笑容：“你問這個幹嘛？”
“啊？我，我隨便問問。”我悻悻地說了句。
心理醫生，還真不太好找，要是找法醫，我能找來一堆。
不過仔細想想，我還真認識一個心理醫生，只是這個人不太好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