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爲止，平鶴市已經出現了兩起殺人案，兩名死者都是拆遷隊的混混，而且都參與過暴力拆遷行爲。
最爲關鍵的，兩名死者的死因也是一樣的，都是兇手手持金屬棒球棍將其毆打致死，而且是單方面壓倒性毆打，死者毫無還手之力。
現場的勘查結果也顯示，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除了一個腳印。
技術隊的現場勘查工作和法醫的初步屍檢工作很快就結束了，隨着屍體被擡上運屍車，我們也一同返回了公安局。
我們將這次在案發現場採集到的足跡，還有從自由撰稿人文星海家裏搜出的馬丁靴一同交給了江聽白，由他來進行痕檢工作。
法醫科準備通過解剖進行進一步的屍檢工作，以尋找更多的線索。
因爲重案組出現場，所以文星海的審訊工作就交給了刑警隊的刑警，我們回來的會後，審訊工作已經結束了，但文星海依然還被扣押在審訊室。
我拿到了文星海的審訊記錄，刑警的審訊工作非常規矩，文星海的回答也非常配合。
總體來看，文星海對劉禹琦殺人案的指控拒不認罪，但是他沒有辦法提供自己的不在場證明，同樣，我們警方也沒有確切的證據對他進行指控。
那雙馬丁靴，是唯一的證據，只要痕檢比對出的結果相匹配，我們就可以正式對文星海進行逮捕。
刑警隊辦公室裏，我們又一次進行了案情分析會議。
死者魏奇致，年齡二十六歲，平鶴市本地人，高中肄業，輟學之後就混跡社會，有案底，七年前曾經有因爲打架鬥毆被警方處理過，但不是因爲暴力拆遷。四年前跟着這家拆遷公司做打手，一直在王大開手下。
根據法醫的初步屍檢，死亡時間在昨天夜裏十點至十二點之間，詳細的死亡時間還要通過解剖屍檢得知。
“這兩起案件，現在可以併案調查了。”我沉聲說道。
“兩起殺人案，死者都是暴力拆遷的混混，也排除了案件很多的可能性，兇手的目標就是很明顯就是暴力拆遷。”林子凡認真地說着。
黎夢點點頭，結合自己的犯罪側寫，給出了自己的想法：“兇手一定經歷過暴力拆遷，所以他特別痛恨這種行爲，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報復。”
“所以，兇手是曾經經歷過暴力拆遷，還是經歷了這次的暴力拆遷？”我問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說兇手是本次暴力拆遷的受害者，那麼我們的調查範圍就縮小了很多，只要從這次的拆遷戶展開調查就可以了。
但如果說兇手曾經經歷過暴力拆遷，我們的調查工作就非常困難了。
因爲有許多的暴力拆遷，都沒有報警而且沒有案底的，就算是我們重案組有權限調取公安機關的內部資料，也無從查詢。
而且查詢的範圍，是全國範圍內。
因爲兇手很有可能是在若干年前，在國內的任何一個地點經歷過暴力拆遷，多年之後，展開了一場對暴力拆遷的殺人報復行爲。
“果然是大俠的風範，我很欣賞這個人。”薛杭淡淡的說了一句。
一個警察欣賞一個殺人犯，這件事聽起來多少都有一些荒唐。
但兇手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的行爲，確實是在執行正義。只是在這種執行正義的方式，出現錯了時代。
如果在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古代，在那種清官不到頭的時代，這種來無影去無蹤，凌駕於法律之上，保一方平安的大俠，確實是受人敬仰。
甚至，這些大俠，成爲了當時政府官方的正面人物，郭靖守襄陽，五鼠鬧東京，各種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
只是，現在是一個法治時代，如果依舊有大家認可的大俠出現，那麼只能說是時代的悲哀，是法律的悲哀，是我們身爲執法者的悲哀。
法治時代，法律之上，不需要大俠，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去執行正義，即便這種正義被大衆所認可，也依然不行。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忽然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兇手是通過什麼方式得知暴力拆遷事情的？又是通過什麼方式，鎖定參與暴力拆遷混混身份的？最重要的是，這兩名死者的死亡地點，要麼是在公園沒有監控的樹林，要麼是在公路邊上沒有監控的雜草叢。而根據對兩名死者身份的調查，他們的住處，都不在那附近。”
“你的意思是，兇手是把他們約出來的？”黎夢忽然問我。
“一語中的！如果不是把他們約出來，他們怎麼會在夜裏出門呢？如果劉禹琦是什麼在西城公園附近喫燒烤，那麼還有情可原。但在這次的魏奇致呢？城東的郊區附近可沒有燒烤店，僅存的人家還在這次拆遷工作中被夷爲了平地。”我認真地說着，提出了我心中的疑問。
“這些都是一羣無利不起早的混混，能把他們約出去，而且是單獨見面，非常不容易。”薛杭淡淡的說着。
沒一會，江聽白走進刑警隊辦公室，給我們帶來了痕檢科的最新消息。
“我把兩起案發現場的腳印進行了比對，結合痕檢、足跡分析以及步幅推理，確定了兩起案發現場留下的腳印爲同一人，這是一起連環殺人案。”江聽白沉聲說道。
“文星海是兇手嗎？”聽他說完，我立刻開口問道。
江聽白緩緩搖了搖頭，說道：“馬丁靴的磨損程度，和現場發現的腳印不一致，他不是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