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新、張紞、解縉、陳迪等人聽聞姚廣孝的話之後，都皺起了眉頭。
四書五經無需作聖人之言，日夜聆訊？
這不是離經叛道嗎？
孔孟乃是聖人，這是所有讀書人的共識。
大家之所以站在這裏，享受權勢與榮華，靠的便是這些聖人之言，你姚廣孝不承認他們是聖人，我們這些孔孟門生不會答應。
鬱新臉色陰沉，反對道：“皇上，四書五經承載聖人之言，修身，育德，明禮，新民，有乾坤之象，宇宙之風，是爲國才之根基，爲我大明讀書種子之脊樑，理應日夜聆訊，晝夜伏研，只可爲主，不可爲輔。”
張紞瞥了一眼姚廣孝，對朱允炆說道：“臣附議。國子監或可加之其他課業，但四書五經，只能爲主，不可爲輔。若本末倒置，不明主次，將引災禍。”
朱允炆嘴角微微一動，強壓下心底的憤怒，問道：“解縉，你是如何看的？”
解縉明顯有些爲難，他是一個善於揣測上意的人。
看朱允炆的臉色、語氣，解縉哪裏不明白朱允炆的想法，擺明了是想在四書五經之外，加入其他雜學類課業，而這勢必會衝擊四書五經的地位。
從維護四書五經的地位上來說，解縉需要反對姚廣孝，反對朱允炆。
可解縉經過朱元璋時期的困貶，已然悟清，和老闆對着幹，都是沒好下場的。
想要保住自己的內閣地位，就需要站在朱允炆的身後，否則，一旁的姚廣孝，很可能會取自己而代之！
想到這裏，解縉下定決心，道：“皇上，國子監爲大明最高學府，育人之道，當以彰其底蘊，顯其才幹，若僅以四書五經授業，不涉其他課業，難免偏頗，所出官僚，空有才情風流於紙上，實無興邦之策於胸中。臣認爲，可革新國子監課業。”
鬱新、張紞、陳迪喫驚地看着解縉。
陳迪怒不可遏，向解縉走了一步，沉聲道：“解大才子，莫要忘記了，你也是憑着四書五經，纔在洪武二十一年中的進士！”
解縉面不改色，直言道：“我等皆是以四書五經入仕，但解某問一句，陳尚書難道不懂農稅商算、兵法佈陣、天文星象嗎？既然我等修習有之，緣何不可加國子監課業之中？太祖於國子監設歷事之制，所圖不就是爲國選才？”
所謂歷事，即國子監監生完成六堂修習之後，需要參與一定年份的歷事，即出去鍛鍊才幹，然後纔可以去吏部報名，候補官員。
陳迪還想說話，朱允炆敲了敲桌子，說道：“可以爭論，無需爭執。既然這一項有爭議，那便先擱置。剩餘九大弊病，可還有不妥之處？”
鬱新等人微微搖頭。
《國子監十大弊病》疏中，除了指出教授課業範圍有限的問題，還涉及了過於推崇朱熹批註、監生入仕難、濫進門檻過低、年老監生過多、考覈過於嚴苛等問題。
卑微的朱元璋恨不得加入朱熹一脈，認朱熹當祖宗，可惜朱熹才死了一百來年，加上人家後代一清二楚，不好魚目混珠，纔不得不作罷。
既然血脈上無法融入，那就精神上融入吧。
朱元璋看中了朱熹，覺得朱熹對四書的批註也有利於自己的統治，便三下五除二，閹割之後，拿來印刷當官方教材了，並要求所有人，要仿照朱熹的意思來寫文章。
如果仔細去翻閱程朱理學，看看朱熹的觀點，再瞭解一點古代書籍，你就不會拿“存天理，滅人慾”來罵朱熹。
在《禮記·樂記》中便記載有:“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
朱熹所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慾”，只是說，“人慾”超出了人基礎的慾望，如貪慾、私慾等，而這些超出的，則需要革除的，即所謂的明理見性。
說白了，朱熹的話就是：人的慾望得有個度，不能超標。
可中國人嘛，總有斷章取義，手寫春秋的習慣，摘上半句，就當全文宗旨用，那也是經常有的事。
後人一看，哎，這是禁錮自由，毫無人性啊，拿來批判。
朱元璋一看，嘖，不錯啊，讓人老老實實，能禁錮讀書人的這樣那樣的想法，打造一批聽話的人沒問題。
明代之前的程朱理學，是相對開放的，主張“師不必賢於弟子，而弟子也不必不如師”，鼓勵創新與超越。
但到了朱元璋這裏，創新？超越？
那是什麼鬼？
朱熹說的是什麼，那就是什麼，誰敢胡說八道，就別想當官。
打個比喻，明之前，讀書人在描寫“柳樹”的時候，可以是“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也可以是“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可到了朱元璋之後，讀書人只能寫：
哦，那是柳樹。
沒辦法，朱熹就這麼批註的，那就是柳樹，沒錯，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你如果把柳樹當成女人，那是你的錯，當成狂狷，還是你的錯。
錯了，就別想金榜題名。
代聖人立言，不能自由發揮。
按理說，鬱新、張紞、解縉、陳迪這些人，應該維護朱熹纔是，可朱允炆卻沒有看到任何人反對。
解縉等人爲孔孟發言，卻不會爲朱熹發言，實在是因爲朱熹影響力雖大，但還不足以讓這些讀書人心服口服。
你朱熹的批註就一定是對的？
我們也是讀過四書五經的人，就不能自己批註，有自己的理解了？
大家都是文人，有本事你從地底下鑽出來，我們比試比試？
再說了，代聖人立言的規定，也不過才十幾年（洪武初期開科舉，之後又廢了十年），還沒形成足夠強大的認同與慣性。
“既然你們都沒問題，但朕有一個問題。”朱允炆深吸了一口氣，起身，目光凌厲地看着衆人，說道：“爲什麼國子監，竟然有日本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