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志與孫舉文因爲一場“豪賭”，那自己從鎮江送到了北直隸，承擔起了教育重任，考慮到社學之重，隸屬於縣、州、府，行事處處受制，很容易重蹈明初覆轍，兩人曾在一月份上書朱允炆，提議將社學、縣學、府學獨立出地方，即：
社學隸屬於縣學，縣學隸屬於州學，州學隸屬於府學，府學隸屬於國子監，國子監隸屬於禮部。
朱允炆親筆回信讚賞兩人的提議，並表示會慎重考慮，希望張博志與孫舉文等人先打好社學基礎，招攬好百姓子弟，以做到“弱冠以下，務必進學”。
張博志經歷過洪武朝，知曉當年社學出過多少的問題，背後有多少的不堪回首。
受制於洪武朝的高壓政治與官僚統治，社學只是一個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甚至還成爲了官吏迫害百姓，撈取好處的一大手段。
社學沒好處可以撈？
呵，太天真。
這個世界上，官吏但凡想要弄點好處，螞蟻縫都能摳出錢來。
首先社學是有名額的，比如五十個名額。
其次，有願意讀書進入社學的，問有錢沒有，沒錢，滾。你家有錢，好，啥，孩子來了卻不想讀書，想玩？沒關係，有錢就不需要讀書。
最後，哎呀，不夠名額了，找人吧。比如種地的，經商的，沒空讀書的，逼着對方來社學，不來都不行，啥，給錢，哦，那什麼，我們換一家接着請，社學都夠名額。
朱元璋對這些事的定性是“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當然，社學在當時不被歡迎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課程設置有些無稽，以《大誥》爲主課，不說《大誥》裏面的黑暗暴力元素，就說《大誥》這本書，實在是寫得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態度蠻橫。
可以斷定，《大誥》絕對不是哪位儒生搶手寫的，而是朱老闆親自所寫。老朱什麼文憑，還寫書……
作學問，怎麼可能拿如此書當主課，這還怎麼教導孩子？
社學辦不下去，純是折騰出來的緣故。
但朱允炆的社學與朱元璋的社學迥然不同，首先在課業上，取消了《大誥》與《大明律》，就設置了三門課業：
儒學、數學、雜學。
沒有任何強制要求，准許先生談古論今，准許先生用自己的方法教學，取消了硬性的體罰。
最讓張博志感覺到舒心的是，朱允炆不僅給予了先生相應的待遇，還免除了其家人徭役，給予了先生極大的尊重與禮遇。
眼下雖然朝廷還沒有明文規定，但張博志與北平布政使張昺商議過，一致認爲社學對標縣學，即想要參與科舉考試，除了舉孝廉之外等特殊渠道，必須先通過社學進入縣州府學，然後進入國子監或直接參與科舉考試。
只有這種向上升的路徑確定下來，固定下來，百姓纔會真正重視起社學，願意將孩子送到社學中來。
事實上，開春時許多百姓寧願自家的孩子種地當勞力，也不願送到社學中來，還是張博志帶人勸說了許久，說了無數的話和道理，這才讓社學有了生機。
張博志走訪過許多百姓，也瞭解過百姓不願送孩子上學的原因，歸納爲三類：
五十畝地啊，生了娃不就是爲了種地的，讀書，那是啥東西，祖上八代都是農民，不是讀書的料。
其二，學不出來。
天下學子無數，考試難度那麼高，朝廷三年才取那麼幾百人，分散到全國，能有幾個是移民的孩子？與其當個書呆子，還不如早點幹活，存點錢娶親生子，繁衍後代。
其三，心疼孩子。
說先生體罰孩子，鞭撻繩縛，若待拘囚。
這點張博志沒辦法反對，也反對不了，在洪武朝時，一些縣州府學，包括國子監，對學生的體罰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國子監因爲在京師，受到的關照最多，不過他們比較幸運，體罰不多，砍頭的多……
以至於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的場景，不過這種問題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緩解，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從前，沒空管教育這塊。
爲了徹底打消百姓顧慮，也爲了規範社學，張博志、孫舉文連同上百名“社師”，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議，編寫了一份《社學教條》，而這也成爲了大明第一份規範社學發展的倡議公約。
在京師的朱允炆正翻看着《社學教條》，這是一份地方性公約性質的倡議，但此時此刻，朱允炆決定將其略作修改，形成朝廷文書，公之於衆。
“這份《社學教條》是北平布政使張昺送來的，張博志、孫舉文等先生倡主筆所作，其中內容解決了社學諸多問題，朕以爲可行，你們看看。”
朱允炆對內閣解縉、國子監祭酒楊士奇、司業李-志剛三人問道。
解縉三人看過之後，連連點頭。
楊士奇稱讚：“此《社學教條》開篇明義，調理明晰，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核心，適合社學學子。”
李-志剛表態支持：“國子監革制在先，天下府州縣跟之，然許多地方社學依舊遵循洪武時期的規制是不妥的，當改弦易轍，對標縣府學主張。”
解縉低着頭審視着《社學教條》，肅然道：“張博志、孫舉文主張遵循因材施教，視孩童實際而教學，不以教學而教學，是爲大才，大智慧。”
朱允炆欣慰不已，道：“你們看其才，朕看其法。社學課表朕看過，雖有些寬鬆，然又貼合百信生活，須知許多十一二歲的孩子在鄉下已開始挑大樑了，黃昏準其課業結束，幫襯下家裏，是一件好事。學問雖在學，然不宜古板。”
“那臣將這一份《社學教條》抄錄下來，發向各地先州府與社學？”
楊士奇請示。
朱允炆微微搖頭，道：“這份《社學教條》是不錯，但只三門課是不夠的，朕想在課業中加一堂課。”
楊士奇不解，解縉問：“雜學已在其中，之所以沒有明確說明，是因爲雜學訓導太少，只能視訓導之才而定。”
訓導掌握了什麼雜學，那就教導什麼，會兵法教兵法，會農學教農學，會商學教商學，什麼都不會，那也沒關係，國子監有課本，照本宣科總會吧……
朱允炆接過解縉手中的《社學教條》，提筆寫下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