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對鑑察和牽制制度和功能曾經有過深入思考。
那個曾經的時間當然要回溯到他穿越之前的學生時期，那時他在老媽的指導下研究宋史。
因爲研究需要，他就對古今中外的鑑察牽制制度都作了調查和歸類。並頗有心得。
通過那些活動，讓他對這個領域理解甚深，他覺得吧,如果世界範圍有排名，他拿第一小意思。
故此，他就有了一些獨到的見解。跟大家一樣的就不用提了，與衆不同的就有好幾點。
第一，這個鑑察和牽制制度根據不同的朝代，不同性質的權力結構,是可有可無的。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沒有呢？就宋朝來說,就沒有必要。
這主要是最高的皇帝層面來說，他就是一個獨斷專行的存在，沒有人能監督和牽制他。
即使有人勸諫甚至死諫。最後是否採納也是皇帝自己說了算。
也就是說，哪都是表面文章，沒有實質內容。
皇上覺得他需要聽取民意了，他就採納下面來的意見。
而這些意見的採納，很可能是他授意、大臣操作的結果。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隨時都可能變臉，別說根本不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以欺君犯上的罪名殺你的頭。
碰上倔脾氣的皇上和倔脾氣的大臣頂牛的情況，情況就很慘烈：是你的脖子硬，還是我的刀快？
在這種皇上有絕對權力可以對所有人生殺予奪的情況下，那種鑑察和牽制是沒有用的。
只是擺個樣子卻沒有實質的效用，卻需要花費真金白銀，是比較愚蠢的行爲。
所以，在宋代，看似複雜完善的鑑察和牽制制度，白白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卻沒有效用。
這不僅僅是對皇帝沒用,從設計上就不是針對皇上那個層面，而且也因爲存在巨大的樓洞，使得其餘底層系統，也名存實亡。
這也是宋代朝廷和大臣許多努力都是自相矛盾，形成對設計的功能自我閹割的一個重要方面。
比如宋代設置了監察御史，這個職銜屬於差派。
就是皇上根據需要臨時派人去幹，完事你該去哪兒去哪兒。
首先這就是一個程序上的先天缺陷。
這個監察御史不是按照設計對付一類人某些事，而是根據皇上的旨意去調查某人乾的某事。
可知某人某事都是皇帝臨時起意，派人去處理的時候，皇上已經心中有數，如何處理那個人。
被派遣的人，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做事，而不能違背皇帝的旨意。
由此可知，哪怕那個監察御史公正廉明如同包黑子，他做的事情完全正確，也沒有客觀性。
因爲客觀性不是他追求的目標，他追求的目標是皇帝的滿意。
而皇帝不是客觀標準，只是他自己的偏好，尤其宋代昏君輩出的時候。
因爲宋代把皇帝集權做到了極致，所有執政目的都是爲了這個目標，所以昏君的惡劣作用以及產生的惡劣效果特別明顯,比如靖康之恥、殺害忠良。
宋代因爲自我閹割導致的積貧積弱在幾個重要方面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軍事領導。
這實在是陳橋兵變帶來的惡有惡報之一，因爲趙匡胤擁兵自重謀國奪權，就直盯了祖訓，不貴武將掌兵。
這個防範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極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將兵分離，也就是兵無常將。將無常兵，將兵互不相識，打仗之前纔派將去領導那些陌生的兵馬。
知道熙寧變法神宗皇帝親政以後，才由王安石提出的變法之一置將法有所改變，但是隻是在中層將領方面將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軍統帥層面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領兵、兵將分離、臨時差派。
因爲宋代的兵員基數的龐大，武官和文官系統一樣，充斥冗官，即使極端浪費也還是留有相對強大的力量，用來對付農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還是能夠勝任的。
可是一旦面臨強敵理儒遼兵、金兵、西夏兵，就難以抵敵了。
其實，從兵力數量、技術裝備、經濟支持來說，宋朝都比他們強大多了。
宋代能夠苟延殘喘幾百年，說實話，全都依賴於周遭的敵人不是太強大，他們也沒有滅掉宋朝的心願。
因爲他們只不過是崛起於部落酋長，宋代的一個繁華城市比他們整個領地的財富還多。
一旦他們下決心要滅國，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難逃了。
這種積貧積弱的惡果，主要歸因於宋代愚蠢的自我閹割國策，歸因於宋代那些篡奪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趙匡胤趙普等一羣目光短淺的君臣羣體。
開國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視野方面一鱉不如一鱉，那些只會在別人解釋過的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腐儒不思進取，他們窮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殘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敵侵擾的危機，內部矛盾的不可調和，更是令那些沒有融會貫通理解天理的當政者不知所措，這些送回起來，就給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們可以在昏君的縱容下爲所欲爲。
這種形態，同時也爲昏君的滋生和氾濫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讓他們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隨心所欲地憑一己私慾，揮霍民脂民膏，甚至將積聚的財富拱手送給敵人，更甚者殺死民族脊樑抗敵英雄。
這個時候，宋代的那些所謂文學大家鴻儒泰斗卻在那裏賞花吟詩，不是執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獨善其身，豈不是在雕蟲小技上抖機靈，在國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們的所有功效，不過譬如南唐後主，亡國之君連慘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幾句亡國之音，豬狗般死去。
因爲竊奪別人國柄的趙匡胤心中將別人都當作假想敵，因爲所有文人都甘當附庸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立場，故此設立了君權至上，君權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從最高的廟堂開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權，都是內鬥不止，成了黨派都爭的場所，正人君子沒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橫行官場。
軍政之外，最慘烈的戰場發生在那些官員聚集之所，以至於形成了黨派之爭，從此以後，一切都是爲了黨派利益，黨派利益成了他們行事爲人的標準，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