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感覺到了歡欣鼓舞
毋庸置疑，臨淄是一個寶藏，埋藏着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充沛而勤勞的勞動資源。
特別是，臨淄城的人民，已經適應了工坊生活，適應了手工業的環境
這很關鍵啊
爲什麼後世，三哥雖然天天喊着要趕中超美，但卻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興嘆
是他資源不夠多嗎
是他人口不夠多嗎
是他的領土不夠多嗎
是他沒有人才嗎
都不是
歸根結底，三哥之所以永遠將要趕中超美。
關鍵原因，不在這些物質基礎，而在精神基礎。
他沒有足夠的，能夠適應現代工業生產的技術人口。
他的社會制度和傳統，也束縛和壓制着他的人民，向合格的工業人口轉變。
而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可以參與現代工業生產生活的人口。
說什麼都是扯淡。
畢竟，你無法指望一些不守規則，沒有集體合作意識，沒有太多文化，無法操作那些現代化工業機械的工人，幫你建設一個底特律或者深圳、東莞。
而對現在的張越來說，他未來的計劃，最大的短板就是，沒有足夠多的工業人口。
漢室人民，勤勞勇敢而智慧。
但多數人民，從小生活在小農經濟環境下。
一輩子所學所知的事情，不過是耕地種地而已。
婦女們倒是善於織造，也極有創造力。
但你怎麼說服她們的家人和丈夫，讓這些婦女進入你的工坊工作呢
漢家雖然民風開放，但終究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封建社會。
瓜田李下，終究很難說清楚對錯。
而臨淄人民則不然，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他們是未來，最好的紡織工人。
一個人口幾近百萬的超級城市裏，起碼有三十萬以上的善於織造的女性。
這是無比寶貴的財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臨淄城的商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男性，也可以從事種種工坊工作。
他們應該，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鐵匠技能。
善於使用和學習各種工匠工具、技術。
要是能想個辦法，從臨淄那邊搞個十幾二十萬合格的手工業人口遷徙到新豐
張越只是想着這個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當他回過頭來時，卻看到在坐的衆人，都是神色嚴肅，表情肅穆，也連忙收斂心神，表現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
沒辦法
在如今的漢室天下，仇商的氣氛，非常濃烈
無論是今文學派，還是古文學派，不管是極左的公羊學派還是極右的左傳，乃至於中間派的易經諸派，對於商人，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多的好感。
而統治階級內部，對於商賈的存在，只能用仇寇兩個字來形容。
對商人的態度，無論朝野，都早有共識去死吧，辣雞
其實，儒家在戰國時代，並不怎麼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時代，儒家對商人的態度還是不錯的。
子夏先生在河東講學的時候，白圭也曾在其門下聽講，也沒有見子夏先生不許白圭旁聽。
孟子周遊天下的時候，也沒有怎麼去歧視商人。
真正對商人喊打喊殺的是法家。
從商君開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將商人視爲國家不穩定的因素與社會混亂的源頭、法治敗壞的罪魁禍首。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農除末的字句。
上農除末
除的是誰
當然是商賈
在整個秦的統治時期，商人的地位與命運，跌入低谷
而到了漢季，對商人的歧視，也不比秦代輕。
高帝劉邦，甚至曾下達過讓天下商人幾乎絕跡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須列市賈肆，以五人一組接受官府的監督和管制。
一人賣假、居奇，五人連坐。
很顯然，這種嚴厲的打壓政策，馬上就引發了西元前的經濟危機。
沒有了商人，商品貿易就陷入停滯。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輪番上演。
不過幾個月，就把關中米價炒到了三千錢一石。
所以呢，這個政策隨即就廢棄了。
呂后以後，執政的黃老學派政治家們，親眼目睹了高帝和呂后時期，對商業打壓引發的幾次經濟金融危機。
加上黃老政治家們信奉不干涉人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讓人民自由發揮，就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呢，也對商人保持了不干涉政策。
只要不犯法，隨便他們怎麼玩
便形成了太宗至今上元鼎年間的漢家商業資本黃金五十年。
那個時候的商人，真的是舒服。
沒有重稅，沒有監管，也沒有官府的干涉。
他們想賣什麼就賣什麼。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涌現出了無數金融家、跨國商人。
這些人的生意，甚至做到了國家層面上
吳楚七國之亂的時候，長安的子錢巨賈無鹽氏，甚至敢向周亞夫放高利貸，事後還連本帶利的收回了貸款。
馬邑之謀的獻策者，馬邑大商人聶壹甚至能見到匈奴單于，在單于庭列爲座上賓
不過，因爲太自由，太舒服了。
所以，他們很快就忘記了秦代的教訓與漢初的事情。
一個比一個拽
連素封這個概念都炒作了起來，訾產百萬、千萬、萬萬的富商們，隨着財富的增加，而一個個酷炫狂霸拽。
他們甚至連諸侯王、列侯也不放在眼裏。
坐擁無數資源和財富的商賈們，揮舞着黃金與鑄錢的大棒，上懟公卿，下欺人民。
終於搞到人棄鬼厭。
告緡令之下，破家滅族，妻離子散。
而楊可主持告緡之事，則宣告了儒法的正式聯盟。
儒家接受了法家的很多主張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政策，換取法家全面支持儒家秉政和春秋決獄。
於是，仇商成爲了政治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