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天文学 > 白莲前传 >地府包黑子
    最后钟馗帮助李世民,推翻太子。在玄武门把太子一箭穿心。

    如此一来,也算给二个结义兄弟报了仇。

    钟馗之下,还站着四大阎君。

    这四大阎君,专门辅佐秦广王处理日常事务。帮助秦广王打理幽冥地府。

    四大阎君分别是包拯,寇准,韩擒虎,范仲淹。都是人界各朝代的名臣。他们负责审判阴间讼狱,裁断冤直。

    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管理天长县。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不久拜监察御史裹行,改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雨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言辞很急切。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选择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京任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调任陕西,又调任河北,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契丹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郑公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调任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郡职,知扬州,调任庐州,迁升刑部郎中。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恢复官位,调任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

    后来朝廷又召令包拯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

    人民把包拯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

    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

    恰好当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

    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

    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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