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天文学 > 家有美妻好种田 >朱元璋是龙还是英雄
    公元1328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在中国是祥瑞的象征,在西方却是邪恶的象征。无论如何,这一年中外历史充满了动荡,却又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蒙古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宛如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大半个亚欧大陆。但取得胜利之后,蒙古帝国下属的各个汗国由于争夺汗位,经常处于动荡中。在公元1328年这一年中,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便换了三位皇帝,出现了四个年号。

    正是在这个动荡之年,朱元璋出生在淮河南岸的钟离东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凤阳当时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不仅淮河经常泛滥,淹没这个地方,而且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也不断冲击这里。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磨炼人,朱元璋从小便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磨难。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朱元璋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元璋”这个名字是他从军以后由儒士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出生时父母的年龄相加,叫作“重八”。这种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枭雄张士诚原名张九四,他的弟弟张士德原名张九六。

    从皇觉寺到红巾军

    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虽然在不断的皇室内乱中动荡不安,但它在14世纪的突然崩溃却与自然灾害的冲击有直接关系。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大旱灾导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慢慢腐烂,导致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作为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于灾荒吃不上饭,营养不良,很快便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故。穷苦的朱氏兄弟在父老乡亲的帮助下,将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后,便各谋出路去了。

    朱元璋的选择是到皇觉寺出家。如今人们一看到某人出家,就会认为这个人信仰佛教,或者信仰道教,是一个信仰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出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生存问题。中国古代虽然有救济穷人的制度,政府设有养济院、漏泽园收容孤苦无依的老人,民间的富人或者宗族也会在发生灾荒时施舍米粥,但其规模、力度与数量庞大的穷苦人口相比,显得远远不够。而大量寺院、道观在灾荒时通过施舍穷人招徕信徒,从而扩大自身势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信不信教另说,先把肚子填饱,当时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与研究说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实未必,他对各种思想体系都有兴趣,是一个为了稳固政权,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的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随着灾荒的范围越来越大,投靠皇觉寺的人也越来越多,寺里养不活这么多人,就让后来的僧人出去游方。游方也就是“游于方内”,是僧人修行的一种方式,通过进入红尘磨炼心性,从而得道成佛。游方的僧人们由于没有盘缠,一路上靠化缘为生,就像《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一样。所以,游方实际上就跟要饭差不多。很不幸,朱元璋也在被遣散的僧人中。

    又过了几年,在灾荒的冲击下,许多地区发生了叛乱,叛乱者头裹红巾,因此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当时还有一支队伍,着青衫,被称为“青军”。红巾军借助人们渴望得救的心理,宣扬白莲教教义,对人称“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前来拯救黎民百姓,在大江南北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在具有一定规模后,红巾军开始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标榜恢复宋朝统治,指责元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把财富都运到蒙古草原去了,才导致汉地的灾荒。

    在朱元璋的家乡,也有一支红巾军,驻扎在濠州,以郭子兴为首。红巾军当时的纪律非常差,大量杀人,搞得人心惶惶。朱元璋托庇于皇觉寺的那一丝安宁,也被兵乱无情地打破。这时,朱元璋幼时同村的一个叫汤和的小伙伴已经加入了郭子兴的军队,他来到皇觉寺,动员朱元璋也加入红巾军。朱元璋开始时有所犹豫,没有立即跟着汤和走,但看见兵乱越来越厉害,将要蔓延到钟离,就卜了一卦,卦象显示从军吉利。于是他做出决定,赶往濠州,去投奔汤和。

    独当一面

    朱元璋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应该对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内心深处一直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种性格缺陷长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从军道路与建国施政方略。

    加入红巾军之后,朱元璋作战有勇有谋,很快便得到主帅郭子兴的赏识,不仅提拔他,而且将义女马氏嫁给了他,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就团结了一批能干之士,势力逐渐壮大。对于朱元璋的快速成长,郭子兴的部下甚至郭子兴本人都逐渐产生了猜忌、排挤心理。为了避免与郭子兴部发生正面冲突,朱元璋率领邵荣、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向南独立发展,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红巾军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

    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群体,也就是《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濠梁旧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是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而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并埋葬在那里,比如刘基也就是刘伯温便是如此。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对“濠梁旧雄”的控制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升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北大历史系教授李新峰通过钩沉史事,指出这一时期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灭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自己相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中的兄弟反目与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为了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的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的第三武将。但即使是对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水战的胜利,成为统一战争中扭转战局的关键。但鄱阳湖水战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厥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据说最后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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