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1前奏

    1380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13个年头。

    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朱元璋亲自给他定的罪名是: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没说出来的“罪名”,是丞相这个职位,对他的皇权构成了钳制,让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得劲儿。

    杀完胡惟庸,朱元璋顺势废除了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如有臣下胆敢奏请立丞相,立即凌迟,全家处死。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宫中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因为,文盲无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历朝历代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无外乎大权臣和大太监。他想一举把这两种潜在的势力收拾掉,让子孙继位者一劳永逸。

    然而,独裁的欲望是无穷的,独裁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被朝廷内外的日常事务彻底淹没。连他这么打鸡血的一个人,都顶不顺了,只好设置四辅官来协助处理政事。他的后代更吃力。

    朱棣在位时,正式出现了内阁。到仁、宣两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辅政,虽无丞相之名,但权力已经很重。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期(1435—1521),宦官势力抬头,出现了好几个大权阉。权阉与权臣,始终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完全“破功”。

    不过,在皇帝、内阁、太监三种势力中,皇权终归是最后的赢家,也将是最后的输家。

    2艰难的胜出

    最爱君之前讲了嘉靖朝45年的内阁权斗(点我),徐阶经过多年的隐忍,终于在1562年扳倒了严嵩,成为嘉靖时期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徐阶继任首辅后,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夏言、严嵩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

    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权”(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徐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很符合他的个性。

    徐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他当初与严嵩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绝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请教,如何分清好人坏人?

    徐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徐阶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阶推荐国子监祭酒高拱、吏部尚书郭朴进入内阁。

    在徐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高拱(1513—1578)为政干练,又是储君朱载垕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但事后复盘,高拱对徐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时,内阁中仅徐阶一人在场,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场。草拟遗诏时,徐阶竟然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而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居正拉进来秘密参与。

    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临终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徐阶借嘉靖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徐阶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加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却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1567年,隆庆元年,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充实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就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来自徐阶的指使。

    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认为高拱是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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