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長宜繼續說道：“說的現實一點，除去我剛纔跟你說的養老和教育問題，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還有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農民收入水平偏低，村莊規劃建設水平較低。村集體缺乏公共積累，村級組織管理弱化等等諸多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縣級基層能解決，有的就解決不了。哎，說起來太多了，你要真想研究這些問題，沒有幾年的功夫是研究不透的。”
舒晴感慨地說道：“是啊，這些日子我已經感覺到了基層工作的難度，感覺到了基層幹部們的辛苦。在我去年底給幹部家屬講課的時候，就有一個家屬跟我抱怨，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她說，悔不該當初嫁給幹部，說他的丈夫是一個鄉鎮的副鎮長，幾乎不着家，家裏什麼事都指望不上他，由此我想到那些異地任職的幹部，夫妻兩人常年兩地分居，即便沒有異地任職的幹部，也幾乎是不着家，他們身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情感的缺失，對孩子教育的缺失。還有，就是基層幹部喝酒成風的問題，說真的，我很反感幹部們頓頓泡在酒桌上，也從內心很討厭這樣的幹部，但來到亢州後，我弄明白了，沒有一個幹部願意天天這樣喝酒的，沒有一個幹部願意犧牲自己的身體健康，整天泡在酒裏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喝酒，那麼爲什麼公款喫喝的風氣屢禁不止呢？”
彭長宜說道：“這個問題你爲什麼問我？”
舒晴一愣，一時沒弄清彭長宜是什麼意思。
彭長宜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才問我？”
舒晴這才意識到什麼，她急忙說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長宜笑了，說道：“沒什麼，這倒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我可以回答。不過你這問題的確問對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首先，我異地任職過，即便之前沒有異地任職，就像你說的也幾乎不着家。這樣的工作節奏和方式，極易導致我們這樣的人逐漸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軌道，甚至極易淡化我們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也這是之前我家屬經常抱怨我的，大人顧不上，孩子顧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這是你們象牙塔裏的人無法想象的。至於爲什麼公款喫喝屢禁不止的問題，我有切身體會，我不是爲基層幹部們開脫，更不是爲我開脫，有個事實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飯桌，已不單單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範疇，甚至異化爲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許多以私人名義上的請客，往往都是因爲工作，很難分清哪是公哪是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拿我的電話來說吧，你說這一天我接了多少電話，有幾個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說下班後甚至睡覺後接的電話都和工作有關，公私從時間上就很難劃清，你能說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電話了？真跟美國警察一樣，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鐘聲響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層幹部首先在時間上就分不清，下班處理政務的有的是。”
彭長宜頓了頓又說：“還說基層公款喫喝問題，你剛纔說的對，沒有幾個人願意把自己泡在酒裏的，基層的幹部，接待任務太重，這也你都看到了，不說省委，就說上級市委、市政府，那麼多的部門對你一個基層縣市，哪個部門來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別說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個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來客往問題，這個的確和工作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細究仍然說不清。比如，前幾天朱市長招待的一撥客人，是南方電廠的，早先跟亢州談過合作的事，他們去北京路過咱們這，給朱市長打電話，朱市長招待了他們，你能說朱市長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像這樣的客人，他一個月接待兩次就差不多工資就光了，再有，朱市長怎麼認識的他們？他們家該不會要建個電廠吧？當然，也有基層心甘情願招待的，因爲有許多公務招待，是基層幹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遊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爲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爲各級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久而久之，這種應酬，就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了部分幹部的工作理念。沒辦法，大氣候是這樣，具體到基層幹部個人，也只能隨波逐流，你不這樣，你就是另類。”
彭長宜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表態。
舒晴扭頭看着他，說道：“我說的不對嗎？”
彭長宜嘴角向上一彎，露出一絲微笑，說道：“你說的對，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達到的，但是，憑我一個基層幹部的經驗看，沒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改變不了的。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還得是我們真真正正地想改變，真真正正地想這麼做。”
“有這麼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爲這是悲觀，那就會矇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着說道：“呵呵，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爲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只是瞭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面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爲我也是一名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麼牴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着關鍵性的‘鐘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爲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衆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着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