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諶看得真切，有些惱怒，壓低了聲音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荀彧咳嗽一聲。“兄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你爲什麼來河東？難道只是爲了看看我？你應該清楚，我決定不了朝廷的態度，也救不了袁譚。你若想完成任務,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長安，與天子面談。”
“你也……決定不了？”
“天子意志堅定，又有重兵在手，沒人可以左右他。”
“那你還死心塌地的爲他效力？”
荀彧轉頭，打量着荀諶。“那是因爲我們的目標一致，分歧只在手段不同。”
“僅此而已？”荀諶語帶不屑的追問道,想了想，又補了一句。“文若，你倒是越來越謙遜了。”
荀彧嘴角輕挑，擡頭看向遠處。
兄弟之間，他豈能不知荀諶此刻的心情。說他謙遜是假，說他軟弱是真。荀諶覺得他步步後退，不復當年意氣，有失黨人風範。
這也許是事實。
在河東履職幾年，他的變化肉眼可見，毋須荀諶提醒。
但他不覺得這是軟弱，反倒覺得這是成熟。
他也許不再意氣風發，但他依然是胸懷大志的黨人，甚至更加堅定，也更加心懷希望。
“兄長，不見高山,不知己卑。不見大河，不知己狹。去長安吧,見一見高山大河，你也會謙遜起來的。”
荀諶眉心微蹙,欲語又遲。
——
轉眼之間,許靖三人的文章就發了七八篇,討論的問題也越來越深入，甚至有漸漸學術化的傾向。
有些微言大義，連劉協都不怎麼看得懂了。
這顯然不是劉協想要的結果。
就在他考慮如何調整討論方向的時候，梁相程昱上表，介紹了黃猗在梁國組織防汛，利用工地上的空閒時間教將士和百姓認字，並順勢推廣度田的事蹟。
劉協看完，正中下懷，隨即讓人寫了一篇文章，送到印坊，要求排版發行。
題目很直白，甚至有些淺陋。
誰是民？
文章開宗明義的提出了問題：“不與民爭利”中的“民”究竟指的是誰？哪些人是民，又是哪些人與民爭利？
文章並不長，但是問題很犀利。
文章送到書坊後，負責審稿的許靖當時就犯了難。
這文章發不發？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書坊都是天子授意建的，天子讓他們暢所欲言，你們卻不讓天子說話,哪有這樣的道理。
那發了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這也不難猜。這本來也不是什麼難解的問題,只不過之前絕大多數人不懂這些,沒有機會發聲，而真正懂這個問題，又願意爲他們發聲的人少而又少。
作爲民的主體，庶民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數。就算朝廷有什麼惠民的詔書，他們也看不懂，只能聽由官吏和豪民解釋。
可是現在情況不同了，別的地方不敢說，至少關中、河東一帶識字的百姓很多。不敢說人人識字，一里之中總能找出幾個識文斷字的。
如果家裏有十歲上下的孩子，甚至自家就能解決閱讀的問題。
只要這個文章寫得淺白些，沒那麼多生僻字，用太多的典故。
而爲了降低成本，提高印行的速度，邸報發行的文章不能太深奧是基本要求，否則找不到對應的字模，根本印不出來。
這三人都是論戰的老手，自然清楚其中利害。
來敏惱羞成怒，直言這篇文章居心叵測，其心可誅，和當初張角用《太平經》蠱惑百姓如出一轍。這篇文章一發，說不定會引發民變。
所以，不能發。
這當然是氣話。
雖然文章沒署名，但誰不知道這是天子授意的。你不發，信不信天子明天就撤了我們三個，換上聽話的人？
到了那時候，只怕失去發聲機會的是我們。
畢竟我們雖然會寫文章，卻不會印文章。
反覆考慮之後，來敏想出了一個辦法。刊發這篇文章的同時，他們也寫幾篇文章，論述一下民這個概念的由來，進行對衝。
我進行學術討論，總沒問題吧。
雖然覺得意義不大，但許靖還是接受了來敏的建議，任務也就順理成章的交給了來敏。
第三天，新鮮的邸報發行，上面有兩篇文章。
一篇是沒署名的《誰是民？》，一篇是來敏的《論民之義變》。
邸報發行當天，就成了太學的熱鬧話題。
相比之下，來敏的文章學術性更強，也更受四方學子的歡迎。他們紛紛表達對來敏的敬佩，能用如此淺白的文字，引經據典，將民這個字的古今之變說得清清楚楚，實屬不易。
搞清了這個字義的古今異同，讀書時遇到的一些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些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經義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誰是民？》這篇文章的影響遠遠不及，一是語言過於直白，不夠典雅。二是不什麼學術含量，通篇大白話，就是對民的範圍做了一個簡單的劃分，按不同的標準分成不同的說法而已。
這些我都知道，還要你說？
也有人對這篇文章憂心沖沖，覺得有故意生事之嫌，但聲音太小，很快就淹沒了。
可是隨着邸報發行的範圍推廣，形勢迅速逆轉。
首先是在京兆，隨即又迅速擴展到扶風、馮翊。很多普通百姓讀完這篇文章後，自然而然的問了一個問題。
有多少人是庶民、貧民，有多少人是豪民、富民，我是哪一種？與我爭利的又是誰？
首先排除一點，現在說與民爭利的是天子，根本沒人信。
別說天子生活儉樸，連宮殿都捨不得修，皇后、貴人們都擠在一個殿裏。就算天子生活好一些，他一個人又能喫多少、用多少？
朝廷大部分的消耗還是各級官員吧，僅就人數而言，他們的數量就要比天子一家人多幾百倍。
再然後就是很多人平時接觸得最多的鄉里豪民、富民，這些人仗着家世或者朝中有人做官，佔着大量的土地，抗拒朝廷度田，卻不肯交他們應交的賦稅，想方設法的轉移到普通百姓的頭上。
這些人不僅數量更多，而且近在眼前，是實實在在的例子。
那麼，問題來了，是誰喊着“不可與民爭利”的口號，卻爲這些與民爭利的人發聲，極力反對朝廷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