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秦國人們能否感受到“其樂無窮”。
但秦國確是在鬥爭中從一個“附庸”的遊牧部落，漸漸成長爲“西方大國”。
到春秋時期，著名的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一大批實力派人才，使國勢強盛，曾兩定晉君。
又幫晉文公重耳平定內亂，入主朝政，奠立霸業基礎，他自己也成春秋五霸之一。
他自己是晉國的女婿，又兩次把女兒嫁給重耳叔、侄搞“政治聯姻”。
所以後人用“秦晉之好”來比喻建立“婚姻關係”。
但秦穆公以後，幾代君主疲軟，人才缺乏。
晉、楚、齊等國的勢力又很強大，堵住秦國東出南下的道路，因而長期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
除了曾幫楚昭王打退吳軍復國外，長時間沒有什麼作爲。
國力不能發展，在各個諸侯國中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小，中原諸國甚至視之爲“蠻幫”。
秦孝公繼位後，決心要改變這種局勢，重整當年穆公的“霸業”。
但手下幾個大臣，如：
公子虔、甘龍之輩。
只會勸他“心穩勿躁、能忍且忍。
秦地易守難攻，受不到別國的威脅，只需等待，等到天降大災於東方之後
不必費力就能佔便宜。”
但孝公不是碌碌無爲的庸人。
對於“等待論”，休說效果渺茫無期，就是能在他有生之年降臨，他也難以忍受它的煎熬：
“奇蹟也許出現，但要等一二百年，還是三四百年
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眼即逝，寡人怎能讓大好時光在等待中流失”
然而他卻感到無奈：
“可惜呀我縱有沖天之志，但秦處西境孤陋寡聞，無羽翼輔佐，又奈其何”
秦孝公的近侍景監，很有見識，見主公感慨萬分，便跪下稟奏：
“您求賢若渴，只恨無緣。
而天下士懷才不遇，求售無門者，也比比皆是，只爲上下不通耳。
主公何不發佈求賢令以高官厚祿招聘賢能。
其不得志於本國者，聞訊必來投奔。
擇而用之，得一真纔則天下定矣”
孝公聽了，點頭稱讚，即張榜於京都及國內各地：
“昔我穆公自岐山、雍川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定界；
西霸戎翟，廣地千里；
天澤稱伯，諸侯致賀。
給後世開創了何等光輝偉大的基業
只因厲、躁、簡、出幾代國君時期不寧多變，致使國家耽於內憂、無暇外顧，遂使三晉奪我西河。
我獻公繼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常欲東伐以雪敗軍之恥、奪土之恨。
不幸壯志未酬，駕鶴西去。
寡人每思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今與天下士約定，有能出奇計使秦國強盛者，寡人不吝萬戶之爵、萬錠之祿，必裂土分茅以封之
國門大開，恭迎賢人才士。”
衛國人名“鞅”。
曾任秦國之相，因被封於商，後人稱之爲“商鞅”。
連中國的小學生都認識他。
衛鞅少年時曾師從於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魏相李悝。
從而漸漸形成系統的“法家”觀念，主張“無親疏、明賞罰。
以功利驅民，以刑法治民。”
其實，從齊相管仲就已開創“法家”之先河，最早提出：
“治世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惟以度量斷之。
則其殺戮人不以爲怨，其賞賜人不以爲德。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
就是說，治理國家，要以“法”的“度量”作爲判斷的依據。
不論親疏、貴賤、遠近、美醜，都要“有功必賞、有過必罰”。
像天、地那樣遵循“規律”，不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
公正無私，則有罪被殺的人不怨恨，有功受賞的人也不感恩均應指對“執行者”。
因爲這都是被賞、罰者自己行爲的結果，而非出執行者的意志。
由於衛國已弱小到只能當魏的附庸，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衛鞅便在魏國尋求發展的機會。
李悝雖然很器重他，可惜已死，由於太年輕，資歷還淺，便又投奔到吳起門下。
在西河地區當了幾年兵，跟着吳起受益匪淺。後來公子卬需要謀士，吳起此時已開始受排擠，便又把他送了“禮”。
應該說，與公子卬的關係處理得挺好，已成爲帥府的重要謀士。
龐涓就是在這時受到他的激勵，投師學藝。
龐涓得勢後，受恩不報反而排擠公子卬。
公子卬覺得讓衛鞅留在自己身邊陪自己賦閒是浪費人才，就又把衛鞅推薦給相國公叔痤。
公叔痤僅爲中人之資，並不被魏惠王十分重視，尤其在“龐涓時代”。
相國只是一個擺設，但他爲人忠厚老實，心地善良，頗具識人慧眼。
通過觀察和考察，認爲衛鞅才能出衆，可肩大任，便幾次向惠王推薦。
可惜此時惠王被龐涓所迷，只信“武治”不信“法治”，對衛鞅不屑一顧。
公叔痤只好勸衛鞅且留在自己身邊，忍耐一時：
“老夫拼死也要讓大王重用你”
“最後一搏”的時刻到了。
公叔痤病重，彌留之際惠王親自來探望，他做了最後的努力：
“衛鞅之才，勝臣十倍，望王授以相位，舉國聽之”
見惠王只是一笑，便長嘆道：
“王若不用，則請殺之，流入他國，必成魏害”
魏惠王走後，公叔痤急忙召衛鞅到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流下淚來：
“我已盡力了，但大王仍無用你之意。
爲公，我勸大王不用你便殺你，以免資敵；
論私，我與你情同父子，你無罪而被殺，我心不忍，你快逃命去吧”
衛鞅一笑：“您放心吧，王不因君言用我，又豈能因君言而殺我還是留在身邊服侍您吧。”
魏惠王果然沒把衛鞅放在心上。
但公叔痤死後，衛鞅也無意繼續留在魏國。
恰在這時傳來秦孝公“招賢”的消息，他便黯然赴秦。